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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

1星期前
(麻坡26日讯)麻属陇西李氏公会新任会长李锡林呼吁为人父母者,鼓励孩子加入姓氏及籍贯公会,以了解本身的根源及维护方言的传承。 他说,华族是非常注重血缘的族群,也讲究饮水思源,所以过去在中国,同村落的族人会建立祠堂供奉祖先。 “南来之后族人东奔西散,要建立宗祠并不容易,才有了血缘性宗亲组织来联系宗亲情谊及互相扶持。” 他日前在麻属陇西李氏公会2024至2026年度第33届理事暨第6届妇女组理事宣誓就职礼上致词时,呼吁父母们鼓励孩子加入姓氏公会,认识自己的根源。 李锡林也指出,籍贯会馆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但碍于许多父母没有坚持让孩子学习本身的籍贯方言,导致许多年轻人已不谙方言。 “要维系、保护与传承各籍贯方言,唯有多听、多说、多用,因此,父母们也要鼓励孩子加入籍贯公会,才能把各籍贯的文化与方言传承下去。” 他也披露,为了联系宗亲情谊,公会每逢星期四晚上7时30分至10时30分,开放卡拉OK活动予会员参与,欢迎会员踊跃前往唱歌联谊。 宣誓就职礼分别由会务顾问拿督斯里李建坤及李宝平主持监誓。   ———— 麻属陇西李氏公会第33届理事会(2024-2026年): 会长:锡林,署理:启建,副:舢橃、荣华、永康、荣光、明生;总务:美慧,副:奕绅;财政:健才,副:丁财;福利:世岚,副:牡丹;交际:李陈丽丽,副:文辉;董事:智明、泉良、振胜、雄顺、春花、姣鸾、甘龙、文书、良泉、合利、振文。   麻属陇西李氏公会第6届妇女组理事(2024至2026年): 主任:姣鸾,副:春花;秘书:牡丹,副:丽萍;财政:李杜金莲,副:凉金;康乐:李林碧云;理事:世岚、亚越、美玲、世华、美云、金云、丽华、玫枫、李陈秀丽、李邱玉郁、李叶淑钰、李林书蓉、李陈兆杏、李陈冰冰、李黄春梅。
1月前
● 黄莺的诗情名字 我很喜欢黄莺(【图3】)的马来语名字:dendang selayang。“天荡”(dendang)是说黄莺和鸣,好比令人心怀荡漾的诗歌般。黄莺不像伯劳独来独往,而是结伴成伙而来的,来时必定相互唱和,嘹亮动听。“飔来飏”(selayang)是形容黄莺掠过,其疾如风,瞥然即逝的样子。 马来语也称黄莺为kunyit selayang。黄莺的羽色以黄色为主,而且黄得像姜黄(kunyit)似的。它们在树林或草丛间活动时,你会看到一团姜黄色的光影掠过(【图4】),所以叫kunyit selayang。 ● 米能加保人的谚语 有一句米能加保(Minangkabau)谚语转换为马来语,一般作:Bagai bertemu buah si malakamo, dimakan mati bapak, tidak dimakan mati ibu。字面是说“如遇malakamo果,吃它,父死,不吃,母死”,比喻进退两难的困境。 从米能语(bahaso Minang)转换成马来语(bahasa Melayu),米能语不吃的“不”是indak,换成马来语就是tidak。有一点必须交代清楚,马来语lima(数目5),米能语是limo,米能语malakamo转换成马来语,也应作malakama才对。但是,当初翻译的人转换得不够彻底,于是malakamo就留在马来版的谚语中了。 然而,malakamo到底是什么?似乎没有一部马来文词典可以告诉我们真相。 其实,malakamo就是印度人所谓的“欲垢”(malakama),一个人沾染了情欲的污垢,就会丧失理智,不幸的恶果也就不远了。这就像印度人说的“罪垢”(malapatakam),进入马来语后变为malapetaka,成了“灾难”的意思。灾难就是不幸。伊斯兰东传之前,古代马来群岛曾受过印度文化的影响,这malakama显然暗寓着佛理,不是单纯神话,值得参一参! 人遇到情欲的对境,要及早看破。等到陷溺已深,才来思考要继续染指它或立即舍弃它,就会陷入两难。前述谚语恐怕是从古代某位智者的教言演变而来的呢。 还有一点,米能加保社会奉行母系氏族制度,母比父大。所以“吃它,父死;不吃,母死”这一句,与其理解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倒不如理解为“吃固不是,不吃更不是”来得符合米能加保风俗吧! 末了,稍微说一下米能加保这个名字。早年英国人记录作Menangkabau,这同他们将Pinang写成Penang的情形是一样的。华人对“庇能”(Penang)和“米能”(Menang)的译法也是一致的。至于不作“米能”而作“米南”,那是侨居森美兰的潮州澄海人的译法,因为澄海话的“南”正是念nang,与广府话的念nam是不同的。 ● 武吉士语 早年曾有一户邻居是武吉士(Bugis)人,他们家有一个姑娘在英国人办的盲人寄宿学校读书。每次放假回家,她总是饶有兴致地把刚学会的英语歌曲唱给邻家的孩子们听。我很佩服她,无意间从她那里认识了一点武吉士语的皮毛,可惜时隔多年,早忘得七七八八,无法在此处与大家分享了。 如今还略有印象的是,武吉士语似乎与潮州的一些方言共有一个特点,就是尾音很有点-ng化的倾向。华语“这边到那边,只差一点点”这句话,潮州口音念成“这piang到那piang,只差一tiang tiang”。武吉士语也有相似之处,例如号称果王的榴梿,马来语叫durian,但武吉士语却叫duriang。这跟揭阳话、澄海话把“连”念成liang的情形,不是太相似了吗?再如喝水的“喝”,马来人说minum,而武吉士人说minung,这是不是很有点潮州味儿呢? 另外,武吉士语也有像福建话的地方。比如华语“里头是空的”这句话,其中的“空”和考试得零分的“零”一样,马来语该说kosong,但武吉士语说lobang,而马来语的lubang却是洞的意思。福建话的“空”既有武吉士语lobang的意思,也有马来语lubang的意思,视语境而定。新加坡说福建话、潮州话的人很多,俗语“有什么(好)空头”,新加坡民间说成“有什么lobang”,这其实正是混合了武吉士语。文化交融的多元风貌,南洋“拢总有”(一应俱全)!可惜武吉士语在柔佛濒于失传,没有几个人知晓lobang是武吉士语,武吉士的历史也渐遭遗忘。 “武吉士”译名是根据闽南语的发音,“武”字闽南语念bu。中文“士”指有教养的阶级,春秋时代以前,中国的士是既能武也能舞的。《书经·周书·立政》有“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的话,而《诗经·大雅·卷阿》也说“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于天子”和“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命,媚于庶人”,说明君王和国家倚重吉士。先辈的音译采用了中国经典中出现的古名,赠予了原本尚武的武吉士人。今天,人们很难找到比“武吉士”三字更为尊荣和古雅的中文译名了。 ● 考较一番 公元3322年,国际考古队在柔佛中部发现了一处一千数百年前的遗址,出土文物包括一纸残页,上面写着:“1珍吉林较较。”古文字专家们为了破译这个古意盎然、高深莫测的句子,提出了各种假说。有人解读了“珍”“吉”的涵义,认为与算卜风水之学有密切关系。也有人考证出“吉林”是中国东北的地名,推断是古代吉林移民的遗物。他们各自胪列了长长的证据链,颇能自圆其说,占据了当代的考古新闻的头条。 为了打破未来读者的迷梦,我们姑且先把谜底给揭晓了: 1珍吉林较较 = 1 tin (of) cream cracker(s) 是的,这是英语的福建话译音。那纸残页是从柔佛老字号饼家的账簿脱落下来的。本来是常见的南洋用语,千百年后偶然出土,变成了天书。如是而已。
1月前
● 南洋“亲”字观 人们看见可爱的小宝宝,喜欢亲亲其额头,或用鼻子贴近小脸蛋,吸一吸气,闻一闻。这个表示亲昵的动作,马来语叫作cium,闽南语叫作cim。但凡福建人学马来语,总觉得cium是一听就会的词语,因为发音太近似了! 早年在令金,那里住着许多印度侨民。我的阿妗是福建人,姓名是Ng Cim。马来人、旁遮普人和淡米尔人连名带姓叫她,都没有问题,因为不但马来话有cium,旁遮普语也有chumma,淡米尔语也有cumpi,要模仿“亲”的声音,一点困难也没有。可是英国人就不同了。刚刚推行国民登记的时候,阿妗交代自己的姓名,英国人先就卡在Ng这个音上面,接下来的Cim也令他为难。英国人没有发这个音的习惯,英语只有叫黑猩猩时才会说chimp,但那个音和福建话的“亲”还差那么一点距离,而这一点距离似乎难以超越。纠缠了老半天,结果误写成Ng Eng。直至阿妗以近百岁的高龄无疾而逝,这个登记上的错误始终没有纠正过来。 曾有印度前辈告诉我,印度各种方言说“亲”,都是来自古代梵文的cumb,而梵文记载的语音原本是梵天的语言,也就是说,那是天人的语言。佛经上说,人的始祖是从天界下凡的。希伯来和阿拉伯的圣典不也说亚当是从天上下来的吗?马来语的“亲”也是来自印度。 真没想到:此语本为天上有,难得南洋处处闻!那么,闽南的居民是在多早的年代就已经吸收了这个词语呢?这真是个谜! ● 成语对照 南宋时,有位贵族女子姓厉,名硕人,她与丈夫曹秀才不和,离婚改嫁曹咏侍郎(侍郎之职,相当于今天的次长或副部长)。曹咏的后台靠山是丞相秦桧,所以平步青云。元宵节,曹咏开放门户,大摆晚宴,曹秀才看到前妻服饰奢华,排场阔气,回家对母亲说:“硕人是该享大富贵的,我们家哪儿留得住她?”当时,巴结奉承曹咏的人很多,只有硕人的哥哥厉德新不买账。曹咏暗中命德新的上司刁难德新,想借此迫使德新来乞求他,但德新始终不屈服。后来秦桧倒台,曹咏作为秦党,随即被贬。他收到厉德新来信,打开一看,竟是一篇〈树倒猢狲散赋〉。曹咏死在贬所,厉硕人路过前夫家,见门庭整洁,花竹茂盛,不禁懊悔哭泣道:“我当时能自安于此,岂有今日!” “树倒猢狲散”这句成语沿用至今,比喻靠山一倒,依附者遭殃。猢狲也称猴狲,就是猴子。树倒下了,原先在树上的猴子们也散了。马来人也有一句成语,叫:枯树一倒,啄木鸟寄死(Punggur rebah, belatuk menumpang mati),用法大致相同。 马来亚半岛有一种小啄木鸟,今称巽他啄木鸟(belatuk Sunda),喜欢在枯树干上打洞入住。我见过一对巽他啄木鸟夫妇在一棵枯死的毕钵树上轮流打洞。毕钵树是长青树,本不易死,有人在大树根部下毒,大树便枯死了。植物和鸟类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小啄木鸟很快飞来凿树洞。这对小啄木鸟没日没夜地工作,凿开圆形入口,可容鸟身出入。【图1】是一只巽他啄木鸟开始凿树洞。【图2】显示树洞已经凿通,一只巽他啄木鸟正用后退的姿势从洞中抽身出来,好让等候在旁的伴侣接手凿洞的工作。 巽他啄木鸟入洞安家,生养下一代。在幼雏出洞飞走之前,假如有人把干枯的大树砍倒,原本“寄生”于枯树的小啄木鸟就变成“寄死”了。这便是前述马来成语的由来。 ● 关于大鸟的马来俗语 有的人积恶成性〖注〗,百般规劝,毫不起作用,好比石头泡在水里,永远不会变软。马来谚语则说:“乌鸦即使用蔷薇水洗浴,羽毛也不会变白的。”(Burung gagak itu jika dimandikan dengan air mawar sekalipun, tiada akan menjadi putih bulunya)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如果需要伙伴搭档,也要找对人,才不会自置于险境中。马来俗语说:“麻雀焉能与犀鸟齐飞?”(Burung pipit sama enggang, mana boleh sama terbang)犀鸟是大鸟,麻雀是小鸟。你只要看过犀鸟一口吃掉小鸟的那种恶态,就会明白麻雀若与犀鸟一起飞翔,绝对不会安全,结果只能是被犀鸟吞噬。 鸱鸮俗称猫头鹰,是夜里起身活动的动物。马来人认为夜里鸮鸣如鬼叫,所以称猫头鹰为“鬼鸟”(burung hantu)。夜愈深愈暗,猫头鹰的一双猫儿眼愈亮。柔佛有些地方,不时可以见到猫头鹰。半夜隔着玻璃窗看它,它好奇地把头倒转来看你,双眼调整焦距,看清了是你,它就扭曲着满是白毛的老脸,怪叫一声,展翅飞去,动作矫健异常!在暗夜中捕食蛇鼠,它确有此能耐。等到白天,昼盲的它就该休息了。真的,白昼的猫头鹰啥都干不了。人一旦力竭,平时再能干,也“无能为也”,马来语就说这人是“天亮迟起身的猫头鹰”(Burung hantu kesiangan)。(明日续完) 〖注〗此“性”是习性,不是本性。孟子道“性善”,是指本性。荀子言“性恶”,是指习性。
1月前
2月前
2月前
身为槟城人,农历新年一连15天总有满满的节目。还记得小学时期年初九凌晨拜完天公,则等着下午逛庙会,好不欢快。 每年的庙会总是挤得水泄不通,个子不算高大的我常常只能看到前方的叠叠背影。首次出席庙会,我和妹妹在龙山堂邱公司一带拿到了藏宝图,收集5个盖章就可以换取一份纪念品。换言之,我们需要完成5个小任务。 这样的趣味游戏,又怎能少得了我和妹妹呢?我依稀记得藏宝图上的一项游戏是在小巷子猜灯谜,另3项游戏已没什么印象。还有其中一项,我深深地烙印在心头上,那就是一边吃苏打饼,一边用方言顺序念完十二生肖。 在家里,虽说从小就以福建话和外公外婆沟通,偶尔也以华语对谈。因此,说福建话的几率不算高。除了聆听家里长辈的福建话,《爱》、《夜市人生》便是我学习福建话的平台。不过,这些闽南剧的口音其实和槟城福建话不同,因此有些词语并不能从电视剧中直接学习。 当下要以福建话念完十二生肖,就有点难度了。仍记得那一项游戏的负责人极具耐心,逐字教我念:一鼠tshú 、二牛gû 、三虎hóo、四兔thòo、五龙lêng、六蛇tsuâ、七马bée 、八羊iônn、九猴kâu 、十鸡ke、十一狗káu、十二猪tu母兑郎走(跟人走)。试了好几次,我终于可以成功念出。集满5个盖章后,我便依据藏宝图的终点索取纪念品。 这份纪念品已挂在书桌整10年,是个龙形挂件。每次轻轻抚摸这个挂件,总会令我想起年初九的夜晚,我在古迹区稚嫩地念出十二生肖,煞是有趣。 而这个藏宝图,也让我领悟方言是如此可贵。因此中学时期的夜晚总会打开收音机聆听《乡音考古思想起》,让我和方言缩短彼此的距离。如今在异乡,更少有机会开口说方言,因此回到家乡更珍惜说方言的机会。因为,那是贴近自身籍贯、方言群的宝贵路径。
2月前
3月前
华人各籍贯的方言与华语,是中华文化两大瑰宝。在中华民族原乡及散布全世各地的华人共同坚守下,如今已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并持续在发展。这在我们的故乡马来西亚,一样没有例外。 这两大瑰宝,堪称当今举世历史最悠久与最多人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对比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的众多其他民族方言与语言,更凸显了它强大的生命力。 而语言是否能永续存活,关键就在于在当代社会的生活中,还有没有其可用性。实践证明华人的方言与华语,在今时与今地仍有大可作为之处。在保持及维护华人这两大瑰宝的征途上,新山华社可以毫无惭愧地说,对得起我们的老祖宗。 时至今日,以华语在新山通行率之高与全面,若与全马其他大城镇相比,不少人都会举起拇指称赞,非新山莫属。 但,有人认为,华语在新山之所以风行,是因为新山与新加坡地理上的靠近,所谓近水楼台,受其文化的覆盖与渗透所致。 其实这是对新山历史及其文化特色不大了解,而引发的一个盲点。 长堤对岸的文化,尤其是影视文化从上世纪70年代起无孔不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全因马来西亚这一方,单元文化政策蓄意执行的结果,造成了主要的媒介体如电视与电台节目的可选性极少,新山华人无不对它敬而远之。 反观,长堤对岸这两大媒体,华语节目之丰富多彩,新山人无不乐以观赏与收听(注:当年新加坡严禁方言节目的播放)。多年的接触及感染,潜移默化的结果,无可避免加强了华语在新山的普及度。 在同一时候,新加坡也在大力推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运动,外溢影响最大的地方,莫过于仅一水之隔的新山。 新新关系日渐紧密,影响所及,新山华人尤其是年轻人日常的用语,习惯上都以华语为首选。 这是经过最少50年不断积累的结果。 不过,单靠外因不足促成上述局面,没有强而有力的内因为基础,并作为导向,华语不可能成为新山华人最热衷的沟通语言。 先贤于1913年创立的宽柔学校,虽为五帮共创,但以华语为唯一的教学媒介语,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之后进入上世纪80年代,拥有一大专、三独中及五华小构成的宽柔学村成形,加上近28所其他华小相继建成,并聨成一气,华语一直在新山保持优先的地位,并得以进一步加强与巩固。 新山华社另一特色,是五帮共和精神的强调,以及其地位的重要性从未动摇,方言一路来一直在扮演其举足轻重的角色。 五帮共和团结精神,在今天的马来西亚,也只有新山华社仍持续在言行上贯彻与发扬。 新山华社精明之处,在于善于配搭方言与华语两者的关系,一为主,另一为辅,在重要的活动中,华语始终是主角,方言总是陪衬。 不过,近来随着方言使用的重要性不断被强调,并加强付诸实施,势有重蹈当年新加坡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中,严禁方言在大庭广众及影视节目中出现的错误之辙。 就近期所见,一些乡团在举行庆典大会时,不论司仪、会长或其他演讲者,全程使用方言,放弃华语,经有越来越多之势,甚至有人提议,内部会议也应全用各自的方言。 这并非健康的发展趋势,新山华社实有关注与监督的必要。 总之,华人的方言与华语将永续存在,不过基于维护与加强华人的大团结,实应摆正其固有的主辅关系传统,主席应以华语发言,至少也应华语与方言并用。
3月前
3月前
(新山13日讯)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刘镇东鼓励乡团与学校及教育部合作,将方言学习带入华校,打破华校禁止说方言的迷思,因为“多语多学”将百利而无一害。 刘镇东指出,推动乡音和民俗是非常重要的,但若要长期推动,乡团需要跟学校结合,以打破华校不能说方言的迷思。 刘镇东昨晚在新山柔佛古庙,为《三月初三锣鼓响》潮州乡音民俗庙会主持闭幕致词时时,提出了以上建议。 《三月初三锣鼓响》是由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主办,柔佛颍川陈氏公会、新山镇安古庙及柔佛古庙管委会协办,活动从10日进行至12日,内容琳瑯满目,包括了延续百年的元天上帝参拜祈福仪式、潮州美食街、潮州酬神戏、儿童庙会和潮州童谣朗诵比赛等。 他说,也许是80年代受到新加坡的影响,本地华校为了鼓励学生讲华语,禁止学生说方言,而他也犹记得当时说方言还会被老师打。 他认为,然而,随著时代变迁,如今语言要尽量多学,而且学越多越好,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学校便是一个最好的推广平台。 “大马是一个各种文化和语言汇聚的地方,所以应该鼓励学生们尽量学。” 他透露,自己虽然是客家籍贯,但在家里却用广东话与家人沟通,上了中学,更是“厚著脸皮学福建话”。 他续指,他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时是在槟城的升旗山,当时所学的福建话正好派上用场。因此,不论是学习华语、英语、马来语或方言,他的意见就是“多学无害”。 活动工委会副主席陈泰明致词时透露,甲辰年的《三月初三锣鼓响》获得了相当不俗的反应,这是多年来肩负传承文化重任的会馆乐见的成果。 他希望来年活动能精益求精,以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 柔佛潮州八邑会馆会长陈周平则提醒,活动的结束意味著反思的开始。 “我们不能‘卖花赞花香’,总要反思工作做得怎样?而大家给的‘分数’最重要。” 上述活动出席者包括新山中华公会会长何朝东、五帮会馆代表;柔佛潮州八邑会馆副会长李富新、总务洪徕腾、财政黄志耀等,工委会主席是罗培文。                      
3月前
史皓元说起这句:“我们不应该害怕方言。” 语言经过统一,必然有其意义——民族团结、高效沟通,但统一语言的背后,必然也有一种或多种语言正历经消亡。 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美国罗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终身教授史皓元,专研汉语史、汉语方言学、方言地理学等专业。他说,自己大二才真正学习中文,后来却陆续出版了《汉语方言分区的理论与实践》《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方言地理学研究》《汉语与汉藏语研究:方言、音韵与文献》等著作。 汉语方言这门知识体系庞大,分支理论艰深晦涩的学科,就连一些以中文为母语的中文系学生也退避三舍;史皓元何以进入,又如何开辟他的知识疆域? 报道:本刊 梁馨元 摄影:本报 辛柄耀 此刻,我们能听懂、读懂彼此的话语,是因为我们使用的语言经过统一。曾经,每个部落与地区都有自己专属且独特的语言,那是方言;当一个地区的语言统一,大家都听明白了,便也意味着有语言正在消亡。 史皓元认为,“在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若是出现一种大家都认同的语言是好事,减少误会之余,也能更高效沟通。” 好比在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开始系统性地推广国语。1949年之后,我们今天提到的“普通话”才正式被易名,意思是普遍、共同,也就是人人都能听得懂。 若是放在本地语境下,试想想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随父母回乡与亲戚相聚,舅舅小叔东一句潮州话,西一句客家话,你是一问一听三不知。这时你会不会心想,拜托,能不能和我说华语就好? 但语言本就百花齐放。我们说中文,然而方言与统一语言是否可能共存?“有些地方在推广普通话的过程中,使用较为强势的手段,也相等于把地方方言压抑了,这是我认为遗憾的地方。”史皓元说。 “但已经来不及了。好比台湾在二战至1980年代末期推行国语政策,学生来到学校只能使用国语;文化语言随之陆续变成国语,以至于方言与书面语的关系脱离得更远。”他说。 可能我们无法想像,传统时期原来的书面语都是用当地方言来朗诵,反而在口头交流上人们使用官话。“做官的人最初在家乡学习古代汉语,用家乡话朗诵,但这些传统都已经断绝,只剩下普通话,这是我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史皓元接着说。 1980年至2000年代的马来西亚,也掀起了一阵“多讲华语,少讲方言”的风潮。在这场运动之下,多家华小、华文独中规定学生在校禁止说汉语方言,违规者可能被记名或罚款。 “我们推广中文,不是要把方言消灭,更不是要把它压倒。有没有可能达到一种双语制的理想状态?”史皓元提出这样的想法。 用整个暑假  找寻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 进大学之前,史皓元早已确定自己的升学方向——那必须得是一所附有中文专业的大学。暑假期间,同为教授的父亲有了空余时间,“他说,我们暑假露营上去,你可以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去看。” 这是他们的父子情谊,途经森林瀑布、山峰溪流,“我们就这样从加州南部一直往北走,经过旧金山看了伯克利分校,又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他回忆起说。 “我们看的是学中文的习俗和环境,在华盛顿大学刚好遇到一位研究汉语非常有名的教授,他就是罗杰瑞(Jerry Norman)。” 史皓元在加州长大,记忆里虽然能见到华人,但数量没有后来多。偶尔一家人去唐人街吃饭,对中国人、中文总会留下一些印象。“小时候我听华人说话,虽然完全听不懂,但总觉得中文的声调很有意思。” 汉语挑战不大 转战古文 “我想挑战古文。”现代汉语对他的挑战似乎不大,“而且语言与历史有关系,比如六朝时期小说的语言和先秦已经有差别,叙述文也是带有口语色彩的,这些都是吸引我的地方。” 后来,史皓元转学到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与中国接洽开创了第一支从美国到中国的游学团,那是1979年的秋天。“一批17个学生,我是唯一一个只学了两年多汉语的学生。可能一开始我就特别注重发音,他们被我的发音给骗了吧!”史皓元笑着说。 从他口中说出一口标准的中文,语音娴熟流畅;要是不见其身,很难想像说话者的母语不是中文。 到过北大、台大等校园研习汉语,但修的多是文学、现代汉语等课,唯独少了语言学。后来史皓元回到华盛顿大学申请研究生,修了一门汉语史的课,就发现自己一直以来对古代汉语更为着迷。 研究生期间,他钻研六朝文学,硕士论文就写《六朝志怪小说》,还把整本《搜神后记》翻译成英文,边研究版本问题。 “过程中最感兴趣的又回到六朝文学的语言本身,还有语言的历史,就去修罗杰瑞的汉语史。当时,主要的课本是王力的《汉语史稿》,描述各个时代的语法如何转变,比如从古代汉语到近代汉语的演变。” 他们探讨的是方言的现象,简单而言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古今语法有别,“比如我们现在知道的第三个人称代词只有官话方言才有;唐朝之前人称代词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代词? 历史事件与语言现象相关,吸引我进一步研究音韵学。” 方言与统一语言的共存 语言统一的其中一个意义,自然脱离不了民族团结。强势的统一背后,会否带着“畏惧”的心理暗示?要是对方言产生了畏惧之心,又是惧怕它的什么? “方言与各地的地方意识相关,倘若巧妙且开明地处理,应该不是一个大问题。”他说。 然而,“如今在上海已经很少能听到上海话;方言逐渐变得弱势,也造成愿意学习的人减少。”但他说,有一个地方在推广普通话与保留方言双方面都做得很好,那就是香港。1997年开始,香港小孩在中小学一定要学普通话,但没有强制老师用普通话授课,也没有规定学生在校园内不能说粤语。 二十几年过去了,史皓元在港大教课。课室里,似乎粤语与普通话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们能说,也能听普通话,需要的时候也会用来阅读。但他们喜欢说广东话,沟通的语言还是粤语,那是他们感到亲切的语言。” 这即是史皓元理想中的双语制状态——“但很难做到,这必须是巧合,历史方面一国两制的巧合。” 语言 人与人相遇的方式 某年暑假,史皓元到了内蒙古乌鲁木齐北边的小地方做汉语方言调查。“一个朋友开车载着我,我们一路上聊了很多,我也和他的父母聊,就一边做着方言笔记。”语言、地方口音就像流水,它会流动也会渗透——“后来回到港大,认识了一个佛教研究学院的老师。对方一开口,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来自内蒙古?”他笑说。 如今,他能辨识的汉语方言大概超过10种:“熟悉的,听到都会有感觉。”语言,也是人与人相遇的一种方式。 更多【人物】文章: 漫画家王泽/当老夫子跳出小格子 画家与读者亦冲破距离 艺术品收藏家丹斯里蔡傌友──收藏品是部分生活和回忆 艺术家Philip黄汉强/在艺术世界里 做孩子的“奥特曼” 剪纸艺术家周冬梅/一把剪刀 剪出福建万千景象
4月前
2024年1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举办“第1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校园中,各路方言声此起彼落;以马华散文为朗读文本,15位晋级决赛的参赛者以粤语、客家话、福建话、潮州话唤醒方言魅力。 筹委会主席兼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杨迎楹表示,方言背后承载根深蒂固的文化,有的是地方情感,也可能是群体记忆。而方言研究者总是不停追赶时间——在它们消失以前,是否可以记下些什么? 方言展现地方与群体历史 早期先辈中国南来,说的就是各地方言。而经过长时间生活,语言会产生变化;不仅记录了大量历史现象及地方习俗,同时也反映人们的思维模式。 方言,仿佛一个地方的有声历史,如山歌、戏曲,在它们快速消亡之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作为方言语言学的研究者,杨迎楹表示最迫切想做的即是把它记下来。 她谈起方言调查的经验,小至个人,大至一个地方的语音系统都有不同的方式。她的硕博论文研究北马闽南语,“有一次去吉打一个小村落,发现他们说一种偏泉腔的福建话,当地人称作老福建。我很好奇为什么还能保留至今?” 于是他们透过口述历史,得知当初该地没有陆路交通,河流是唯一通道。“当地人如果要从该地去到市中心做生意,带着货物上船到市区贩售几天,再把新的货物带回来,往返一周就过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方便,导致他们较少外出,方言才得以保存。”研究方言对杨迎楹而言,“有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历史。” 而方言最大的对手是时间。一个年长的人,一天过去又老去一些——“你能不能趁这些人还在的时候,记下一些东西?”她提出这样的疑问。 广邀方言发音人,举办记音成果展 别再说年轻人不懂方言,参加“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的学生们,大部分都能掌握一种以上的方言。好比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福建人的吴康仁,同样因为从小习得而能说一口流利的潮州话与福建话。 活动当天,汉语方言展还有其他环节增色,如汉语方言展览、表演嘉宾乙狼、张盛德带来福建话创作朗诵与演唱。而杨迎楹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汉语方言展源于马大中文系开设的“汉语方言学”课程。 “看到社会越来越认同方言和华人文化的传承,甚至开始有一种危机感,许多家庭都希望孩子能够说方言,我们也觉得学术不应该再等了,加上得到马大教学强化研究补助(TERG)的经费,最终促成了这次的汉语方言活动。” 课程中,他们邀请了数位来自社会能说不同方言的人,包括海南话、粤语、客家话、福建话等到课堂发音,让学生学习使用国际音标记音,展览便是部分成果。 不同年龄阶层的方言使用情况 1980年代至2000年代,马来西亚民间团体推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还深刻地烙印在我们记忆中。小学期间,课堂上禁止说方言,否则被记名扣分,这些也是此次参赛者对于方言的印象。 杨迎楹则表示,这个运动有其时代因素,在多种方言之间采用华语作为共通语是一个折中方案。 而渐渐的,当方言退位并疏于使用,萎缩的情况便也加速。她提出研究结果显示,如今全马各种方言的使用情况,在不同年龄阶段皆有别。 老年:普遍上能说一种流利的方言 中年:因与不同籍贯的人一起工作而擅长多种方言 青年:随着年龄往下,掌握的程度也越低 中年人能掌握多种方言,原因就在于语言的使用对象较为广泛。“比如父母、邻居、亲戚都是不同方言群的人,方言是他们沟通的媒介语。但可以看到,当他们与自己的小孩说话,大家趋向于转为华语及英语。” 而这样的现象,则似乎与语言的实际价值息息相关——华语及英语能应用在学术之上,经济价值也更高,方言的学习便也逐渐退位。 “我们虽然不认为语言有优劣,可是使用者在心理上会分辨哪一个语言的实用性更高。” 在语言环境中,方言可自然习得 普遍上,家长或许认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但在杨迎楹看来,“如果说成人学习语言,就有点像我们在大学要修一门外语,花时间去了解语法、词汇。但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本来就存在方言,是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是‘习得’,而不是学习。” 好比演绎蔡晓玲散文〈末路花开〉的朱凯煊,家人都在说方言,正是在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之下习得。他笑说:“一出生从小听到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讲,除了客家话,也会讲广东话。” 以客家话朗读现代散文,朱凯煊一开口便烘托出现场气氛。对他而言,“客家话相对来说比较粗鲁,但也很有感情。”尤其这篇文章的内容围绕在城市人塞车的日常——“偏幽默风,讲述塞车的恼人情绪,这不是谁都经历过吗?”   语言环境会让一个人在自然、无压力的情况下习得某种语言,“更有研究证明,孩子在7岁以前同时听多种语言并不会混淆,反而会对语言更加敏感,更有利于表达。” 而来自尊孔独立中学的李芷莹,从小在长辈的鼓励下学习方言,擅长广东与福建话。她以粤语朗读马华作家伍燕翎散文〈归去的风〉,与其他情感外放的演绎不同,文章讲述作者离世的母亲,她的朗读也较为内敛稳重。 李芷莹坦言,“方言从小学起并不难,因为听家里长辈讲,自然而然就会了。但如果中途要重新学新的方言,想必会比较挑战。” 对她来说,学习方言除了增加一门语言优势,也能加强与家中长辈的连结。“在比赛中,听到参赛者用福建话来朗读,突然会觉得亲切,就像从前跟家人讲话一样,”她说。此次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也多少增强了年轻人使用方言沟通的意愿。 增强凝聚力,打破隔代亲隔阂 方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凝聚力,尤其是隔代亲。从小,吴康仁与奶奶说潮州话,因此感情特别要好;反观其他兄弟姐妹因无法以方言沟通而稍有隔阂。除了家人之间,他也看重未来工作上的交流,即使身处异地,一口流利的方言也能拉近乡亲间的关系。 来自日新独立中学的吴康仁,以潮州话朗读陈宏量散文〈老茶室纪事〉。他说:“我和老师的关系比较友善,好像朋友一样。在学校,有时他们用福建或潮州话跟我沟通,我也用同样的方言对答。” 校方找来专业语音人士调整发音,而平时就有在使用福建话的吴康仁,直到参与了这次比赛才晓得正确音准,整体上加强了学生的方言水平。 方言讲故事比赛独特之余,对于参赛者而言挑战固然不小。吴康仁回忆起筹备的过程中,“慢慢一个一个字地翻译,来到决赛我们可以自行改稿,意思是把书面语改成口语,之后还要调整每个字的发音。” 评审陈诗蓉也认为,此次比赛的另一个难度,是把朗读文本从书面语转换为口语。“如果转换得顺畅,听众能更容易接收,甚至每个方言的语气助词都不一样,当学生把语气助词适当融入演绎,辅以语音与语调,故事能呈现得更丰富,”她说。 谁的方言才标准?语言最大功能是沟通 方言是否有标准?单是槟城与柔佛的潮州话就有极大差别,那谁才是真正的标准?评审讲评中陈诗蓉也表示,以闽南语为例,中部与北部的发音都不一样;但评审团与主办方达成共识:“语言的最大功用就是让人明白,因此只要参赛者能自然表达即可。” 杨迎楹认为,只要语言达到沟通的目的,就能实现它的功能。“我们会说标准,很多时候源于我们对华语的概念——要说一口标准的华语?” 但在方言里,她说:“只要这个群体都能理解,在该群体当中就是一个标准。”   更多新教育: 4位地贫女孩 用音乐传递希望 非一般体验 高中生实际际参与大学科研 【巴刹实验场01】以艺术激活 闲置10年公共空间 【巴刹实验场02】雨水感知装置艺术   以绿植凸显漏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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