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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

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安觅传来噩耗,她的家翁余仁杰先生辞世了,日期是7月21日。安觅是余先生的媳妇,也是他的传话人。余先生对现代科技一窍不通,不会用手机,更遑论打字与电邮了。所以,我与余先生生前始终都靠书信往来。 我有机缘与余仁杰先生结交,是通过叶蕾女士的穿针引线。 那时叶蕾与政欣常到上海,与他们的公子聚首叙旧。她说余先生喜爱阅读异国情调的书籍,而我在这方面的乡土书写较多,就这样不顾浅薄我托她把几本拙书转交上去,当作是相互交流。 想不到这竟然成为我攀上中国文坛敲门砖,让我的文稿有缘在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的《澳门日报》亮相,原来这两份日报都设有可供文艺发表的园地;《大公报》的“大公园”和《澳门日报》的“新园地”每天都有整版可容纳文学作品的园地,自然丰富了各地作家发表文稿的需求。 发表园地有了,但是对于海外作者的稿酬寄交问题仍待解决。这也是造成中国报章不选海外作品的主因。当时我从没想过有机会在中国报章发表作品,后来我接连收到由浙江慈溪市范市棉厂寄来的报纸副刊,凡寄来的副刊都有我的文章刊登。 原来是余仁杰先生代投的拙作报样。上述副刊也是余仁杰先生经常投稿的园地,他常写科学小品,每篇文长不过千五字,比我的两千余字的散文更容易被副刊接受。我的文章因为经过余先生梳理转投,所以从未遭遇拒绝辞退。 那时候的余先生正当壮年,每天骑脚踏车到慈溪市范市棉厂上班,他的邮寄地址被我误认为是他的住家。直到他退休后回返他的住家桥头路烟墩村的桥头镇,我才恍悟范市棉厂不过是他柴米油盐的寄属地。 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余仁杰先生可敬之处在于,他虽不会电脑打字,却热忱地用笔杆逐字逐字从书中抄录,把我的文章投寄到上述报刊园地发表;而且还将整张报纸寄来给我。我的稿费存款累积在他的户头,他还将稿费单据复印附在信里,以示真诚。 就这样,我出版的著作有幸被翻篇变为投稿文章,由余仁杰先生投去香港的《大公报》和《澳门日报》刊登,同样一篇文稿同时在两报的副刊园地亮相,甚至有时投到《人民日报》和《南京都市报》的国际海外版文艺园地。余先生熟悉中国各报所需稿件,所以应其所需提供,从未产生退稿事件。 我托叶蕾转交给余先生的《橡叶飘落的季节》和《掀开所罗门面纱》,几乎每篇都被翻录成章,重新投去上述诸报刊出,重启我的投稿机制。但是,那全是承蒙余先生代抄所致。可余先生没有领功,他依据报章支付转交还我。 余先生除了代抄文稿,代收稿费,同时还要从银行领出来,交给叶蕾带回大马转交给我。所以,我的稿费一次过经常接到好几千块人民币,增加了我的生活进账。如今突闻余先生辞世的不幸消息,深感悲怆,伤痛之余,唯有祝他一路走好! 珍惜友谊之余,我还幸运与余先生有过一面之缘,那是2019年我和诗人陈秋山出席了于浙江绍兴市举办的第十届东南亚诗人大会,乘此之便我们一同前往慈溪市的桥头镇烟墩村,拜访通讯已久却未曾面会的余仁杰先生。余先生的豪宅坐落于桥头路35弄巷,是一座双层的独立洋楼。 余先生见我行动不便,特别让出楼下的主人房给我和秋山度缩,足见他是一个细心体谅的人。作为经常互动的远方知已,顿失依附和仰懒,希望他一路走好,安享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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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是捷克裔法国籍作家,7月11日因久病逝世,享年94岁。1984年发表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他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但除了这本,昆德拉还有很多值得一读再读的经典著作。 米兰·昆德拉去世了。回顾生平,他曾获多项重要的国际文学奖,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影响了一代人,并曾在上个世纪于许多国家掀起“昆德拉热”。莫言评价昆德拉:“小说中的讽刺有一点儿像黑色幽默,又不完全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 米兰·昆德拉认为,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发现一件至今不为人知的事物,是不道德的。而他想要借小说发现的是人的“存在地图”和“人类形形色色的可能性”。昆德拉借许多哲学观念推进小说人物的思考和行动。读者常常会读到作者现身发表哲思的身影。学者李凤亮:“读昆德拉的小说,读者往往会陷入这样的幻想,即不知道是哲学入侵了昆德拉的小说,还是昆德拉的小说演说了哲学。”昆德拉的小说和哲学密不可分,他引用犹太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来阐释小说是一门“作为上帝笑声而生的艺术,其本质并非屈从于意识形态的确信态度,而是去反对它。”然而,昆德拉同时认为,小说艺术和哲学还是有区别的,“在小说的领土,我们不会说出肯定的话,这里是属于游戏和假设的领土。所以,小说式的沉思从本质上就是质问的,假设的。”   ◢什么是“媚俗”(kitsch)? 读昆德拉的小说,难就难在理清其中设计的概念和文字定义。他说:“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基本字词的基础之上。”为了精准定义某些词条,他甚至为自己的小说撰写了类似“昆德拉辞典”的〈七十三个词〉。《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辨证了轻/重、灵/肉等哲学概念。小说由尼采的“永劫循环”(Eternal Return)向读者抛掷一个问题:如果此生经历的悲欢在下一世,下下一世再度循环,这种生命叫人沉重得难以负荷;然而,只活一次的人生,岂非轻盈得难以承受?——所有发生过的战争,以及其带走的无数生命仿佛史册上的青烟——“与希特勒的和解,暴露了一个建立在轮回不存在之上的世界固有的深刻的道德沉沦,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切都预先被谅解了,一切也就被卑鄙地许可了。” 故事主人公托马斯是外科医生,手术是其生命之重;对待感情,他却喜欢投入到不用负责任的“性友谊”,这便是他的生命之轻。他抵抗所有幻化成沉重责任的一切。直到认识了特蕾莎,托马斯却无可救药地陷入“非如此不可”(Es Muss Sein)的沉重心境。之后托马斯因为得罪共产党而遭遇解职,小说于是借着托马斯的人生变化,与在两个不同生命状态的情人(特蕾莎和萨比娜)的周旋,引领读者进入文本的思维境况,探索生命轻与重的变化。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提出了“媚俗”(kitsch)的概念。“媚俗”向来有诸多解释,但昆德拉认为“媚俗并不是单纯由坏品味所造成的作品”。对媚俗的探讨,小说以“上帝是否排遗”作为切入口——粪便与上帝是不能掺和在一起的,但是基督教人类学是按照上帝形象塑造了人类。两个说法只有其中一个成立。所以媚俗,是对粪便的全盘否定。 香港青年作家任弘毅:“昆德拉的时代,媚俗的目标就变成了一切个体意志。政权通过这种‘媚俗’来消灭个体的差异,使全部人跟从同一种审美、在同一种价值体系中生活,并牢牢拥护之。”一如小说人物萨比娜内心对共产主义的反叛不是伦理性的,而是美学性的,令她反感的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世界所穿戴的漂亮面具,即是媚俗。米兰·昆德拉强调自己不是左翼,不是右翼,而是一位小说家。对于媚俗文化的批判,从来不仅限于集体主义的共产国家。多年以后,萨比娜在美国和参议员兜风,看着快乐奔跑的孩子和青青草地,参议员发出快乐的感慨,令萨比娜想起那个高高在上的共产领导,竟和眼前的美国议员无异。“媚俗而引起的情感必须能让最大多数人来分享”,媚俗无所不在,我们无处可逃。 ◢成为历史见证的那顶帽子 昆德拉有句名言:“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一如《1984》所写的:“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为了巩固政权,篡改历史成为许多当政者的必要步数。《笑忘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1948年共产党领袖哥特瓦尔德站在布拉格一座巴罗克式宫殿的阳台上发表演说,天气很冷,身边的克莱门蒂斯将自己的帽子戴在哥特瓦尔德头上。后来,克莱门蒂斯因为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宣传部决定让他从所有图片中消失,从此以后哥特瓦尔德就一个人站在阳台上,但那顶帽子却没被删去,成了历史的见证。 “笑”与“忘”是此书的两大基石。昆德拉说,扼结乐思忒、对于既成观念的不思考、媚俗是三头侵害艺术的野兽。而扼结乐思忒,是希腊文,意思是:不笑的人,“他们相信真理是清晰的,相信所有人的想法都应该是相同,相信自己和心理所想到的自己一模一样。”昆德拉擅长创作“通俗笑剧式”的小说,比如《好笑的爱》和《赋别曲》,企图结合沉重的问题和轻盈的形式。 与昆德拉对谈时,克里斯蒂安·萨尔蒙曾简单归类昆德拉的小说风格为“通俗笑剧”和“复调小说”两大类。复调小说脱胎自复调音乐(Polyphony),多重声部完美结合又保持独立。昆德拉精心安排小说的构连(articulation)——一部小说分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分成几个章节,章节再细分成段落。比如《笑忘录》7个篇章原可以分成7部独立小说来写,但他却拒绝,深怕捕捉不到“现代世界里存在的复杂性”。他说:“一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将不同的情感空间并置。”〈关于结构艺术的对话〉这篇访谈录,昆德拉娓娓道来其在《笑忘录》、《生活在他方》等小说中精心调整的快慢板,并以音乐大家贝多芬、肖邦的名作为对照,找到两个艺术门类在节奏上的共通性。 ◢小说和极权,互不相容?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米兰·昆德拉的小说观无疑是复杂的。世界正经历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于是,小说的复杂精神更显可贵,他告诉读者:“事情远比你想像得来得复杂。”昆德拉强调,小说和极权是互不相容的。这种不相容远比异议分子与当朝人物、人权斗士和施刑者之间的不相容还要深远。小说世界的暧昧性与基于唯一真理的世界是用不同材料捏出来的。 借着米兰·昆德拉的小说,我们认知到人类行为的无因果性,无法计算,甚至神秘的面向。我们都是抛掷到这个地球上的。昆德拉说:“生活是一个陷阱,关于这个,人们从过来就知道:我们不曾提出要求就被生下来,被关在一个我们不曾选择并且注定要死去的躯体里。”对比理性主义建基的句子“nihilest sine rationale”(没有任何存在之物不具理性),昆德拉的小说提出“sinerationale”——不具理性,在小说里,因果关系被打断,“思想在无所事事的甜美自由里游荡”。大师离世之际呼吁重读其著作,自是媚俗的表现之一。然而,在这个迷茫的时代,更有重读昆德拉之必要,我们借小说的叙事,再度叩问个体生命与历史、记忆和世界的深层关系。 延伸阅读: 【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别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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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湘老友:本月9日傍晚,你太太问你想吃什么,你说冒口不甚好,还是吃早上吃过的包吧。过后,你申诉有点累,太太说近来天气特别炎热,去洗个澡得了。 8时许,太太见你进冲凉房后,好久没动静,遂推门进去一看,赫然惊觉你已安详地走了。恰似《红楼梦》中,一曲《寄生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地走了。 12日,声让、北琛和我等,到居銮中华追思堂悼念你。过后在陈绍堂的主持下,一众老友怀著肃穆沉痛的心情,到灵堂瞻仰你的遗容,寄托我们的哀思。 你太太告诉我:你虽然不是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令尊能干又勤奋,故家境还过得去。你在銮中念完中学后,还去新加坡南洋美专修读美术课程。并说,你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学识渊博。 你于1958年参加劳工党,曾担任劳党要职。1963年,全国市议会选举,社阵夺下5个市议会政权,包括居銮市议会。中选的议员有李亚龙、刘连浩和你等7人。掌权期间,成绩斐然。 1967年你在内安法令下被捕,关入麻营。人生最宝贵的15年7个月的青春岁月,就在暗无天日的扣留营漫漫长夜中度过。内安法的执行者何等歹毒!但我们无憾无悔!为理想而奋斗,早就准备坐穿牢底! 有道是,“坐穿牢底有先例,未闻暴政未灭亡”,我们见证了纳吉的下台和坐牢,也看到贪脏枉法者正等著人民和历史的批判。 维湘老友,我们算是有缘。 1968年7月,我也被关入麻营,在那里与你初次相见。隔年7月,我们15位牢友从麻营被调去华营,你进A座,我入B座,约一年后,你调入B座,此后直到76,我们都在一起。 算起来我们在扣留营同一屋簷下相处了七、八年,遗憾的是,由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单位内,彼此甚少交往。 事情要从1965年谈起:那年4月4日,社阵霹雳州分部发表《党今后的斗争路线和斗争策略》、17日,再发表《迎接伟大的斗争》,矛头直指劳党中央!指责它走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老大哥的劳党中央,自然不甘受辱而强烈反击。左翼遂分裂成“劳中“及“反右”两派。影响所及,扣留营也壁垒分明的分成两个阵营,少交集。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大部分人对当年的分歧,都能像鲁迅先生所说:“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以及“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仅有极少数人仍耿耿于怀! 1996年尾,已故老大祝俊雄召集全国近50名老友开会,探讨成立编辑委员会,出版老友回忆录。出席者有谢仗先、蔡检年,李儒森、麦翔、你、我等。讨论结果决定系列书名为《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面》,并出版了《内安法令四十年》、《人间正道》、《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书籍。 2007年左右,柔州老友准备成立联谊会,曾去征询你的意见。另有一次,知悉你心脏病发作,情况危急,在家静养。我们联同已故罗明亮、康山岛等,到你位于小山丘上的独立洋房探望你,相见欢。我们祝福你,是求生的顽强意志,让你硬生生的从鬼门关上,兜了一圈又回来。 因健康原因,久已不问“世事”的你,于2015年正月出席爱华工委会的华教汇报会,首次公开力挺当时的董总主席叶新田和邹寿汉,指责那些滋事者目的在摧毁华教。 祖国失去一位坚贞不屈的好儿女,华社少了一位忠心耿耿的维护者。痛哉! 永别了,走好。
11月前
2023年3月21日下午,从脸书惊闻你骤然逝世的噩耗。消息来得太突然,犹如晴空霹雳,大家都怀疑消息的真实性。 当天上午,你还如常地和许多老朋友话家常,亦在多个群组和大家分享疫情和节气等。 怎么到了下午,毫无预警的,永别了与你互相扶持了40年的老伴和牵肠挂肚的儿女,以及众多的新交旧雨。 刚在不久前,在一次与报业前同事茶述时,你说,有一种情,叫同事情,有一种缘,叫同事缘。我们曾经如此密切,甘苦与共,互相砥砺,一同走过那人生最灿烂的岁月。 如今你却匆匆地走了,叫他们情何以堪呀。 与你合作无间数十年的六子,感叹道,《天人两隔转瞬间》,追忆你对新闻事业的专注和认真。郑梅娇亦说,无论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你对她的指导和鼓励。 3月24日晩上,由新山中华公会、柔南华文报从业员俱乐部、老友联谊会等团体,在新山中华公会绵裕亭冷气殡仪馆C厅,为你办个追思会。 你的遗照挂在灵堂的正中位置,默默地注视着前方,似有千言万语要向亲友倾诉、有许多未竟的事业尚待完成,又像在滚滚红尘中,情已尽、缘已了,无憾地回到了来时路。 看着你的遗照,勾起了无限的哀思和不舍。 灵堂四周摆满各界人士送来的花圈,两旁是覃大强先生书写的鞔联:“明析国是今息笔、华教耕耘少一人”,惋惜从今而后,再也看不到你那犀利的笔锋,揭露社会的黑暗,或颂扬好人好事,华教的千秋大业,少了一位坚贞的斗士。 细雨纷飞中,报界领导、政坛负责人、商贾闻人、更多的是你的前同事和来自各方的老友,专程来出席追思会,向你致以最后的敬意。 追思会庄严肃穆,由舒庆祥主持,你的两位儿子和友人,为你呈献二胡演奏致哀。 接下来,你的大儿子海崴,感恩你以爱和包容对他们的栽培,特别谈到他在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所时,遭遇到很大的挫折,向你哭诉,你没有责怪他,只轻柔的说,觉得辛苦就回家吧,一句话,把当时精神上处于悬崖边缘的他,完全得到解脱!说到伤心处,哽咽难言,泣不成声,全场为之动容。 明华老友,孩子的诉衷肠,你听到了吗?期盼你在天之灵,永保家人安康成长。 贺婉蜜亦分享了你过往的许多感人的事迹,称赞你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说你总是发自内心的帮忙别人。 追思会结束前,众人拿着一束鲜花,放在你的灵前,一缕清香祭亡魂,寄托我们的哀思。 25日,家人特地从泰丰华小带来5朵黄花,代表一家五口,置于灵前,风雨交加中,与众亲友送你最后一程。安息吧,安息在大众的怀念中。 和你相识于40年前的1982年左右,你任记者,与陈华平、杨秋顺等,在新山顺利花园租一间屋子同住,我常去探访他们,所以认识你。但那只是泛泛之交。 和你密切来往是在2000年,陶德书香楼成立时,我们都是创始人之一,主席是刘一其,你任副主任,我是财政。你虽忙,还是尽量出席会议和推动筹款等。期间,想选你当主席,都被惋拒。 不幸,2005年,有心人掀起一场风波,有人发匿名信,有人荒谬的说,书虽捐出来,但主权仍在献书人手中。期间,你总是劝我们冷静,要问心无愧地把书香楼继续办下去。 多年以后,有时提起旧事,都很惋惜,一个无私奉献的民间文化团体,就因有心人的操作而毁于一旦。 大家熟悉后,除谈工作、华教、经政外,也聊些私事。某次,你很认真的说:如果不是家穷,兄弟姐妹众多,你一直都想念宽中,在那火红的年代,说不定也会参于学运,让青春坐了牢。 永别了,再说声不舍!明华,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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