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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

如何长远改善一个族群的生活现状？说好他们的故事，扭转社会大众的陈腐叙事，是张永亮现阶段的答案。 5年前，他与原住民合创社企Native，将旅客带入原住民村庄交流、探索。“旅游业也是关于说故事的产业，我们想，怎样可以说出更好的故事，一个可以empower原住民的故事？” 5年后的今天，Native自资拍摄纪录短片《Jiwe Kitak》（我们的精神），让原住民以第一人称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这是一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携手完成的作品，片名中的“我们”包含了谁？想刻画什么“精神”？报道：本刊李淑仪图：受访者提供黑幕渐亮，镜头跟随Ayah Inde一家到咖啡店喝早茶，用蒸面包和生熟蛋，开启寻常一天。喝完早茶，载送孙子上学，Ayah Inde回到村庄，准备带领游客走入森林探险。 Ayah Inde是特姆安族（Temuan）原住民，定居雪兰莪双文丹村（Kampung Serendah），一个占地200公顷、住有180户约700人的原住民村庄。2018年，村子迎来张永亮与Native进驻，同是村委会成员的Ayah Inde加入Native团队，成为一名向导，自此学习向村外人诉说原住民的故事。这一次，获得村民推举，身兼Native森林徒步团团长的Ayah Inde跃上荧幕，充当纪录短片《Jiwe Kitak》主角，用另一种方式娓娓说出他的故事。纪录片由卫美娟导演、霹雳原住民文化和艺术协会主席罗尼（Ronnie Bahari）担任文化顾问，并在2024年11月30日（星期六）于吉隆坡植物园森林学习中心放映。十余分钟的纪录短片，前后一共剪辑了11版，为何最终决定以咖啡店的画面拉开序幕？ “它有多层涵义，”卫美娟解释，“首先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没有故意安排，有次Ayah Inde叫我们别太早来拍摄，因为他要喝早茶，我说那不如跟着他去。某种程度上，这一幕也向观众暗示着他们有多‘马来西亚人’。我是华人，咖啡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两个族群之间虽有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这不该成为我们害怕的事。” 卫美娟想要挑战像她一样的非原住民观众，撬动他们的惯常认知——原住民的真实日常，或许跟你我没有那么不同。短片是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开拍前，摄制团队挪出大量时间对话、思考，渐渐锚定短片的叙事方向。 “我们不想用悲情叙事，聚焦在负面事情上，我相信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我们想要突显原住民的能力，另一个面向的故事。” 事实上，在卫美娟看来，这部短片更像是她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 “第一次进村，很多事情都不懂，而Ayah Inde和村民张开双手欢迎我。每次见面，会有很多食物，吃饱了，Ayah Inde还会拿出榴梿、蔬菜来招待。”拍摄的过程，与其说改变了她对原住民的看法，更精准的说法是，她对原住民的理解范围拓宽了。“有时看到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诶，原住民是这么做的？华人也是！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罗尼的身分较为特殊。他也是原住民，却是来自不同村庄的色迈族（Semai），多年来积极捍卫、宣扬原住民文化。这次担任拍摄团队文化顾问，他自谦这个头衔实在太重，反而是他学到更多。 “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思维，我们可以做的是互相学习。有时美娟会问我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就向Ayah Inde请教。生活每天都是学习的旅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将全员集体学习的成果，以视觉方式呈现，浓缩成这部10分钟的纪录短片。” 纪录短片概述的，是Ayah Inde加入Native后，一路走来的蜕变。其中最有成就感的事，他说，是自己从原本“零”的状态，走到如今充盈的模样。原住民所说的精神 “以前我是kosong，很害羞，不能跟外人讲话。”他会疑惑，来自远方的陌生人，真能明白自己的故事吗？后来见到旅客积极提问，他很高兴，因为这些人真的在乎他说的话。“现在我有勇气了，以前顶多跟一两人沟通，现在可以同时跟二三十人讲话。” 不单是勇气的积累，关于旅游业的经营窍门，Ayah Inde也是从零起步。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比如森林徒步需要开拓路径，后来发现，我们也必须准备适合小孩和行动不便者的路径。”有了路径，还得有故事，走到哪里要停下来介绍什么草药，都要精心雕琢。食物也不得马虎，“要考量旅客的宗教信仰。后来我们也盖了民宿。”难关处处，他一一克服，“以前团队很小，现在我有很大的团队，轻松多了。” 至今，Ayah Inde与村民已经接待超过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可以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过往的坎坷、情况如何好转等等，我感到很自豪。” 他的故事，如今凝结成一部名为《我们的精神》纪录片。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我们相信，周围存在着微妙的事物，”Ayah Inde所说的精神，是原住民与大自然相处的哲学。有时带队到森林徒步，“我呼唤风来，风就会来。这就是原住民的精神。我们跟自然环境关系密切。所以我不想要森林灭绝。我更喜欢住在森林，自己用木材盖房子。可能人们会觉得这样很穷，但我感觉自由、愉快。” 那些逐渐剥落的东西纪录片放映会紧随一场讨论会，现场坐有来自双文丹村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关心原住民课题的人。谈及原住民生活在大马的愿景，Ayah Inde不失认真地笑说，“我的愿景很大哦，我想要保留剩下的森林，我担心很多草药会灭绝。” 草药的灭绝，意味着很多原住民习俗恐怕无以为继。关于森林的话题，罗尼自知有些敏感，但也不怕直言。“我们用来维护传统习俗的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比如手工品，比如节日仪式，需要使用特定的草药和植物。在双文丹村，我留意到那里的森林面积只剩一点点，不足以让村民贯彻传统习俗。” 遵循祖辈教诲，原住民一直扮演森林守护者，“我们只拿需要的，不会拿多余的。”可是城市化的发展列车碾来，原本充裕的资源很快消耗殆尽。现场观众提问，有可能重建森林吗？“我们喜欢这个想法，但现实是，有些权力我们无法对抗，今天这群人重建了，明天那群人就来拿走。”直至各方达成全面共识之前，这仍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现代化发展有其代价，罗尼看见的是，他所珍视的团结精神，逐渐在原住民群体里剥落。 “我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都能观赏《Jiwe Kitak》，”里头埋有他想传递的讯息。“我想对原住民朋友说，团结精神很重要。”他以自己的村庄为例，大约70年代以前，有人购买10公斤的米、1公斤的糖，都会平均分给所有村民。“有人举办宴会，整个村子都会帮忙。以前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团结。” 团结精神根深蒂固，以致半岛18族原住民的语言里，无需存在“谢谢”这个词汇和概念。 “当现代化渗透进来，宗教也进来，这份团结逐渐稀释。”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大家追寻的目标不再一致。“短片里，我们可以看到Ayah Inde与家人、邻居，大家同心协力策划所有活动项目，”罗尼希望这些画面可以唤回原住民的团结精神。盼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合作不会止步对于非原住民观众，罗尼也有话想说。 “我们想给外面的朋友知道，原住民必须适应现代化潮流，随它进化，以致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方式传承习俗。以前我们办热闹仪式，现在我们必须把传统的智慧跟外人分享，让它流传下去。可是这很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短片展示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多少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重要的是，罗尼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合作，不会止步于此。卫美娟认同，各族之间的多元与包容，也是她以非原住民视角诠释的“我们的精神”。“虽然短片里发声的都是原住民，但不管是镜头前或镜头后，”她说，都有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共事的身影。创业5周年，张永亮一路不乏向别人说故事的机会，“关于Native创办的历史、未来的走向，这些故事常常是一样的，可是随着我的生活阅历增加，它的意义已经不同。” 这些年，他深切体会，一个组织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因此现阶段，我们更专注于腾出空间，让原住民决定自己的走向，无需依赖任何外人。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创造更多让非原住民支持原住民的空间。” 拍摄纪录片是第一步，初衷是想构建一个更有力的叙事，提升原住民的地位。“纪录片也是为了引发对话和讨论。”接下来，张永亮想要将作品带入大学、校园，创造更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理解的契机。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影响世界的方式。” 更多【新教育】：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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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建希纪录片《第一夫人》上映韩观察人士：或进一步激化当前政治危机

据报道，韩国一部围绕总统夫人金建希的纪录片《第一夫人》，周四在全国范围内首映。在37家主要影院上映后，该片一票难求。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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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青年看首映《红砖》反应热森确定60场次

《红砖：拉曼人的故事》电影纪录片反应热烈，森州已确定共有60场次，而且昨日首场播映成功，共有240名青年一同观赏电影。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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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编按：你看过纪录片吗？是否有留意过纪录片导演？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她用3年时间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抢婚”文化是什么？经历“抢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运又如何？现在就翻开【新教育】，看何黎艳如何用镜头说故事。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摄影：本报林晓慧 2021年，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抢婚”文化的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为各大国际影展的新宠儿。这部1小时半的纪实长片，呈现苗族少女在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观众共情，更在纪录片最高殿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夺下最佳导演奖。今年7月底，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邀请何黎艳与这部作品来马放映交流。33岁的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谈吐间亲和力十足——初次光顾大马嘛嘛档，她兴致勃勃分享嘛嘛档与河内印度餐厅的异同、盛赞印度芝士馕饼与咖哩的味道，又主动与新识的朋友聊起对《龙猫》动画的喜爱。不难想像，她何以能赢得受访者信任，以镜头直面传统与现代的拉扯、家庭与情感的冲突，编织一部充满张力的纪录片。精准的镜头捕捉让观众误以为是摆拍 “抢婚”是越南少数民族苗族（Hmong）的传统习俗，男孩会在新年庆典期间，“绑架”心仪女孩，将她藏于家中，迫使双方家长见面谈判，促成一桩婚事。《迷雾中的孩子》（以下简称《迷》）正是记录了主角笛（Di）在雾气氤氲的北越沙坝（Sapa）度过的13岁到16岁，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经历抢婚的3年时光。何黎艳的镜头陪伴笛走过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带领观众了解笛的姐姐与母亲如何因抢婚而出嫁，还有苗族父母、师长、乃至越南政府对抢婚文化的不同意见。面对苗族女性谈及性事的开放态度、见证当地的饮酒文化，乃至笛与家人激烈的争执，导演毫不避讳，如实呈现。全片高潮，是笛恋爱不久后被男友“劫走”。笛的强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经线绷至最紧。《迷》最突出是它丰富的故事性与起承转合，打破了“纪录片沉闷”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导演以精准捕捉突发的抢婚过程，甚至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当中牵涉摆拍。在映后座谈回应观众提问，何黎艳解释，从不要求受访者配合镜头做事；实际上，抢婚发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准备，并向她说明可能的情景。这侧面反映了导演与受访者间的信任关系。有趣的是，何黎艳本身是傣族人，属另一少数民族，笛与家人混杂苗语和越语的日常对话，她并非总能听懂。拍摄后，她得向受访者确认情况与对话；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请苗族翻译兼文化顾问，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确保受访者能够接受这部电影。毕竟这可不是一则揭弊报道，而是攸关他族的文化与情感。自《迷》闯入多个国际影展，笛数次与何黎艳一同出席映后座谈，双方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周遭作为新生代导演，何黎艳无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国内外影展收获肯定。在《迷》之前，她的处女作是大学尾声完成的20分钟短片《I Go to School》，讲述一名感染HIV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对抗“世纪病毒”的故事，于2013年获越南电影协会奖短片类“银风筝奖”。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讨北越孩童思念离家母亲的短片，则入选了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影展。不难发现，何黎艳的创作主题始终聚焦在北越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她对生活周遭的观察与反思。这或许与她新闻学背景脱不了关系。 33岁的何黎艳毕业于河内国家大学新闻系，全职投入纪录片创作前，曾先后在越南国家电视台（VTV）与主流报章《越南快讯》（VN Express）担任记者逾四年，算是圆了儿时梦想。她对媒体工作的憧憬，始于幼时对村外世界的想像。何黎艳出生于越南东北部北干省（Bac Kan）的偏远村庄。小时候，她会到另一个村子与爷爷奶奶共度暑假。“他们家有个小电视，能收看多个频道。我记得有个节目，是两个记者四处采访、介绍各地的文化习俗。它让我开始想像外头的世界。我那时想，记者应该是非常酷的职业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许多人。” 这念头成了她日后离家200公里、到河内读大学的种子，也是她踏入纪录片世界的伏笔。大学时期，何黎艳在同学的鼓励下参与纪录片工作坊，自此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对影像的热情不减，持续报名参加各式课程，继而结识了越南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组织 Varan Vietnam。《迷》的制作人，就是该组织创办人兼导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相较于新闻采访，何黎艳认为，纪录片的难，在于需和主角长时间相处，且每启动一项计划，便得研究不同课题。比如，拍摄《迷》时，她就投入学习苗族文化与历史。 “但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影像能在数十分钟内激起各种情感、让观众了解许多事情。” “当记者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听了许多故事；但媒体节奏很快，少有空间报导普通人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太有时间处理有兴趣的题材。” “我不是一开始就能有明确想法的人。拍电影时，我可以花数个月建立故事的架构、做研究、慢慢厘清自己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辞职了。” 那年，何黎艳因为一个工作坊而来到沙坝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与13岁的笛成为朋友。这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用影像为笛记录“童年的消逝”。更难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这个提案。她还记得，初次到访那天，笛的父亲到镇上的巴士站接她后，就直接载她到田里，“那时大家还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帮忙种稻，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没什么吃肉，大多是米饭与蔬菜。” “笛的家人前阵子告诉我，他们是见我能在村子存活，才决定让我待下来。其实这种生活与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时会下雪。” 之后，何黎艳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个月，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天。余下的日子，她跟着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尔还受邀出席村里的红白事。当时的她应该没料到，这会是一趟3年的旅途。探讨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是拍摄初衷笛在2019年遭遇抢婚，但那并非电影终点。事件落幕半年后，何黎艳回到村里，把拍摄期间的误会摊开谈，双方冰释前嫌。她继续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号。 “笛某天放学后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鲁莽，有时在朋友和聚会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后也会因酗酒而成为社会问题。以前她不会有这些恐惧。她说了那番话后，我想她已经步入了人生另一阶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讨笛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抢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长。” 在苗族文化里，女孩遭抢婚后，大家会将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须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与沟通。所幸，何黎艳说，随着教育机会增加、网络与社媒带来的资讯流通，抢婚文化渐渐被青年世代拒绝。比起早婚，年轻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学学业，争取到城镇工作。 “当然它偶尔还是会发生，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这传统，有些更会要求老师或警方介入。”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若他们能看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情况就会不一样。笛的妈妈和祖母没有机会上学，非常贫穷。但过去10年到20年间，政府开通了许多道路，城乡得以互相衔接；也广建学校，扩大网络覆盖率，许多事情正迅速改变。” “虽然网络也带给越南少数民族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但我想整体情况在变好。” 很多故事想说但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一转眼，何黎艳成为独立电影人已7年。创作之余，她靠接案为生，有时会协助国外拍摄团队做研究，制作团队亦不时转介兼职机会给她。何黎艳说，河内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让独立电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组一间小公寓，父母会从村里寄许多蔬果给我，我的治装费也很低。” 现在，何黎艳正把新作《Dear Mom》的题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寻母的现象，发展成剧情短片。她说，这些离家的妈妈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则是受不了贫穷和家暴离开了，亦有妇女逃走后已另组家庭。从纪实到虚构，何黎艳将之视为一个必要挑战，“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有些碍于伦理界限，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例如，我们不能去拍摄逃家的孩童、跟拍他们在外头受苦流浪的样子，我们首先就该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创作路径，何黎艳纪录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确实更喜欢与他们合作。他们富有能量，热爱分享生活。从他们眼睛里能看见很多东西。” 更多【新教育】：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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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拉曼人的故事》　写实与浪漫的校史电影

2024年底上映的新片中有一部非一般的影片，因为这是拉曼理工大学（TAR UMT）将校史搬上银幕，以电影纪录片的形式在电影院放映。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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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砖：拉曼人的故事》纪录片下月5日全国上映

（亚庇23日讯）拉曼理工大学理事会主席丹斯里陈广才今日宣布，《红砖：拉曼人的故事》纪录片将于下个月即12月5日在全国电影院上映。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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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健伟 | 今晚我们来看纪录片

周五晚的咖啡馆比平常热闹许多，偌大的店面加上店员等挤满了近50人，还有人特意带了长辈或小孩前来。会后的交流非常愉快，看得出来许多观众除了对片中消失的铁道好奇，也对各自社区的过去与未来有许多想法。纪录片中的铁道不复存在，连照片和文字记录也甚少…… 我站在咖啡馆的柜台后方，店内大部分的灯都熄了，黑暗之中众人的视线聚焦于墙上投射的影像。此刻只听见纪录片感性的旁白和音效，席间偶尔有人为片中珍贵的历史画面发出惊叹声，或被片中受访者幽默的谈话逗笑。放映过程中我全程站着，店内的椅子都被坐满了。从柜台后方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墙上投影的画面，也可窥探观众们的表情。他们神情专注，全情投入在故事之中。抱歉我分心了。但这部纪录片我数个月前就看过了，更何况今天我的身分不是观众，而是这场放映会的策划人。当初看了制片人Gabrielle和导演Ansell所拍摄的纪录片《被遗忘的近打谷铁路》（The Forgotten Railway of Kinta Valley），就被这个真实又真诚的故事打动，并且想知道更多关于这条铁路的故事。当时凑巧正在筹备的旅游杂志《WANDERER》以铁道之旅为主题，于是请Ansell图文并茂分享他在追索这条已“消失”的铁道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杂志出版后，这篇不像旅游文章的“铁道之旅”也在读者间引发了一些讨论。于是跟Ansell约好，由杂志来替他筹办雪隆区第一场的放映会，我负责统筹地点、宣传等细节，他带着片子和放映器材从怡保南下。在预定的放映日10天前开始宣传这项活动，并在脸书上开放报名，不料反应异常热烈，一天之内就有逾40人报名参加。据说这场放映会后，这部片子陆续受邀在更多场所放映，看来其效应在持续发酵。 [nonvip_content_start] 周五晚的咖啡馆比平常热闹许多，偌大的店面加上店员等挤满了近50人，还有人特意带了长辈或小孩前来。会后的交流非常愉快，看得出来许多观众除了对片中消失的铁道好奇，也对各自社区的过去与未来有许多想法。纪录片中的铁道不复存在，连照片和文字记录也甚少，比如其中一张弥足珍贵的旧照片，是庆贺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的牌坊，没想到今天现场有两位长者表示，他们小时候曾见过这个牌坊。可谓历史的见证人了。一场映后交流会，显见各人在追溯历史之余，对社区的未来发展也有许多独到的想法，比如古迹保护及公共交通的规划等。某位观众举手发言，向导演推荐自己家乡的铁道：“我诚意邀请你们来我的家乡，希望你也可以来拍我们的故事！” 交流会仍在进行中，看来大家仍意犹未尽。我看着投影中的近打谷，再望向咖啡馆落地窗外的八打灵再也17区，都是充满故事的老社区啊。杂志也好，电影也好，在好故事与读者或观众之间，我想我很愿意充当媒介，甘当推手，毕竟我们生活周遭从来不乏好题材，需要的是更多懂得讲故事的人，以及如何让这些故事内容找到他们的受众。似乎明年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规划呢。噢我又分神了。

2月前

会员文

带你看世界

传中方将播放乌鲁木齐2009年骚乱纪录片

（北京23日综合电）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周二发布消息称，首部全景反映“7‧5”事件始末的纪录片《黑云压城：乌鲁木齐“7‧5”事件纪实》将于24日在CGTN首播。发生于2009年的乌市“7‧5”骚乱，被认为是中国在新疆反恐的分水岭；事件发生后，新疆大力反恐并推行去极端化运动。

2月前

带你看世界

新教育

导演廖克发／当纪录片导演之前，你必须先是思想者

廖克发导演的纪录片，往往涉及充满争议的历史事件——《不即不离》触碰马共题材；《还有一些树》追溯英殖民分而治之政策与五一三事件；《野番茄》聚焦台湾二二八事件的个体生命经验；《由岛至岛》揭开二战时期台湾人协助日军征战东南亚的事迹。为了梳理历史脉络，他经常翻找马、台、英、澳等地的国家档案（archives），嵌入作品里。过程中，很多质疑是不能丢掉的——这些历史档案由谁创建？为何创建？藏有什么隐议程？洞悉这些以后，自己又该成为一名怎样的纪录片导演？报道：本刊李淑仪图片：自由电影节、互联网纪实影像发展与殖民历史紧扣 2024年8月16日（星期五），定居台湾的廖克发回马出席自由电影节。以“档案在电影中的创意运用”（Creative Use of Archives in Film）为题的讲座上，他分享自己如何在作品中解构官方档案影像，再重建一个新的叙事框架，叩问他真正关心的议题。为何必须解构这些档案？讲座开端，他向现场观众展示一组台湾原住民女子的档案照，那是由日本民族学者在日治时期所摄。照片中，女子身穿传统服饰，脸颊烙有刺青图纹。 “今天，我们说这些照片展示民族学的美、社会学的真，保留19世纪早期原住民的样貌。当年那些摄影师也是带着良善的意图进来，他们相信自己是为学术贡献。” 但，我们或许都没想过，捕捉这些照片的情景，往往涉及暴力。 “作为殖民者，日军拥有先进武力，他们走入部落，命令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拍照。如果你是这名女子，你有什么感觉？” 是的，很多保留至今的档案影像，实由殖民政权摄制，里头释放着他们想要传递的讯息。殖民者自诩的“善意”与“帮助”，不一定是被殖民者眼中的美好。就像如今我们歌颂照片的真善美，却没看见原住民女子身处恐惧中。 “身为纪录片导演，你必须问自己，是什么驱使你拍片？因为你更有资源？还是你相信自己更优越？不要忘记，当年的摄影师也认为自己正在帮助原住民，他们没有察觉女子的害怕，也没有察觉自己的权力。你不该无视这些事，否则不配当一名导演。” 看见别人的残暴，同为掌镜者，怎能不也低头审视自己拍片的动机。 “你必须先是思想者（thinker），才能成为纪录片导演。” 幽默解构档案影像　纪录片不等于真相廖克发思考的议题很多，“种族”是其中一个。2019年推出《还有一些树》，他在片子里发问：“是否曾有过一段古老的时间，在种族这个词还没被发明而成为借口以前？” 他到大马国家档案馆重访“以前”，寻获不少英殖民政权摄制的宣传影片，都在渲染“种族阶级”的概念——殖民者必须将自己放在金字塔顶端，借此合理化对其他民族的统治；那么，谁排第二？谁在底部？又是谁说了算？ “整个种族阶级的观念，是殖民帝国带进来的。我相信大家很熟悉‘分而治之’这个词，”至今仍是我国无法挥散的鬼魅，“殖民者利用影像与数据，企图证明各族发展程度不同，而白人最优越。这套想法，全建立在档案之上。” 摄制《还有一些树》时，廖克发大量调用英殖民档案影像，经过拆解与重构，想要叩问的是——今天我们还要继承这种思想吗？比如，他截取马来亚制片组（Malayan Film Unit）在1956年拍摄的纪录片《永恒的特米亚人》（Timeless Temiar）片段，“这是档案馆里最有盈利的影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他们（殖民者）真的走入部落去拍。”可在镜头里，观众看到的却是原住民依据指示“演绎”他们的“日常”。廖克发如何解构这个片段？他选择幽默和讽刺。在《还有一些树》里，紧接在《永恒的特米亚人》片段后面，是廖克发模仿英国人使唤原住民男子“向上看、向前走、不要看镜头”，指导他如何演戏的画面。 “这是我把玩影像的方式。我想展示给观众看，这些所谓介绍原住民的影像其实是怎么制作的，他们叫原住民做些平常不会做的事，跟观众说这就是他们的习俗。” 把玩影像，是剑指掌权者之举，也是给观众的重要提醒：“Documentary doesn’t claim the privilege of truth”，廖克发说，纪录片并非虚构故事，却也不代表拥有真相，“我们应该始终对制片者保持怀疑。我要我的观众质疑我，不要轻易相信任何我展示的东西。” 怎么面对／绕开版权问题使用档案影片，很多时候无法逃开版权问题。他还记得，首部纪录片《不即不离》（2016）需要挪用大量源自大马、澳洲、英国和日本的档案，其中有数部日本动画深深抓住了他。那是日本政府向孩子播放的宣传动画，将日军入侵他国之举，诠释成一种英雄式的打救，帮助弱势国家摆脱西方殖民政权的欺压。他很想在自己的片子里使用这部动画，于是写信给电影公司和动画师家属，却没能获得批准。“没办法。这成了我心中的一块石。” 2021年摄制《野番茄》时，他又想起这部日本动画。但没有版权许可，又能怎么办？ “我聘请台湾动画师依照原版动画重画一份，再做一些改变，放入我的片子里。”这么做，并不能摆脱版权法的管束。“但若你感觉自己真的想要做这部片，那就做吧。如果被起诉，我也做好准备承担后果。” 为何如此执着？“因为我想让观众明白，为什么他们（《野番茄》主人公；在日治时期长大的台湾一代）这么热切为日军奋战，因为他们被这些动画操控了。” 档案影像的版权费，多是按秒数计算。拍片这些年，廖克发不是没有疑惑，很多档案影像当年原是摄于马来亚，拍的也是这片土地的人，“今天我要用它们来诉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和历史，却要向国外机构申请批准、缴付昂贵费用，这合理吗？” 档案的拥有权应该归谁？当年的帝国政权？还是被摄者后代？——廖克发在讲座现场提出这道问题，邀请观众辩论与思考。“当年殖民者拍摄马来亚人民，并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为何如今却要向我们索取费用？这并不是无理的问题。” 在廖克发看来，比起遵守版权法的规条，他更在意自己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是什么。“你要真的觉得有使用的必要，你要真的想用这些档案来提出你认为重要的问题。” 拍片是为了发问与思考　导演的责任是模糊界限廖克發在《野番茄》里想叩问的又是什么？《野番茄》其中一名主人公，年轻时曾加入日本军队。作为一名在日治时期为日军效力的台湾人，这无疑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身分。除了重制日本宣传动画，廖克发也在台北和高雄档案馆中翻出旧报章，里头印有日本殖民政权的演讲稿，字里行间将台湾人贬为较低等的人。“当我们说档案，指的不只有影像，可以是文字、声音或照片。《野番茄》的开头，我找来一位演员，在不露脸的情况下演讲这篇真实存在的文稿，这是他们当年发表给学生听的演讲。” 他质问现场听众，若大家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台湾长大，从小接受日军教育，长期接收这些讯息，我们又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洞察这些动画和演讲背后的隐议程？ “如果你是当时的台湾人，你会有什么感觉？你被日本人瞧不起，台湾被看作是不发达的地方……所以台湾人会加入日军，借此证明自己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 廖克发清楚，观众太喜欢选边站。有时，导演的责任，就是模糊这条分裂人群的线。 “观众总是相信自己站在对的那方，坏人则在另一边。与其轻易评判别人，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去思考。我们必须警惕，人是很容易操控的，通过影像，通过媒体，可以直接影响我们的行动。这是很危险的。”他接着说，“所以我们必须反抗大马的电影审查制度。” 空间不算太大的讲座会场响起掌声。当我们意识到，纪实影像的发展脉络，与殖民历史和操控思想息息相关，廖克发认为，如今的纪录片导演更不该单纯为了“记录”而拍片。 “对我来说，拍纪录片是为了发问，这个问题对你意义重大，所以你必须拍出来。如果你觉得没有必要发问，那就别拍。”他并不反对导演让自己的身影走进片子里。“有人认为要跟拍摄对象保持距离。不，我不相信这套说法。没有‘主观性’这回事。你需要置身在片子里，让我看看你是谁，让我看看你要通过拍片质问什么，并对你的问题负责，透过拍摄过程去思考。” 更多【新教育】: 海洋生物学家本·菲茨帕特里克／守护全球独特海湾维持座头鲸生态系统马大植物园一座隐秘的知识丛林拍短视频意外蹿红，Ms Shirley——教华文的印裔老师树艺师树木的医生

4月前

新教育

狮城二三事

被逾70影展拒于门外狮城导演王家靖纪录片登新航

（新加坡19日讯）擅长拍新加坡特色纪录片的31岁导演王家靖，作品曾被逾70个影展拒于门外，最低潮时口袋仅剩700元（新币，下同；约2333令吉），但他始终守得云开，其中7部作品被新加坡航空公司相中，从本月1日起在其舱内娱乐系统播放。王家靖接受《新明日报》访问时说，他从小爱看纪录片，虽然大学修读商业管理课程，但2015年一趟印尼考察之旅，让他有机会正式拍摄第一部环保纪录片《The Conservation Conversation》。 “那部作品前后花了11个月完成，过后在新加坡和区域的环保活动上放映，让我初尝成功滋味。2018年，我以结霜桥旧货市场为主题拍摄纪录片，放了很多心思去完成，满怀希望为它报名参加逾50个电影节，不料竟全军覆没。” 被拒绝的滋味肯定不好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努力不懈。两年前，他把重点转移至拍摄纪录片系列，其中以琵琶演奏家为主轴的《乐在其中》几乎耗尽了他的积蓄，户头一度只剩700元。他再次信心满满为作品报名逾20个电影节，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今年初，他接到负责策划新航机舱娱乐系统节目公司的邀约，透露他们正在寻找属于新加坡音乐的故事，偶然发现他制作的纪录片，觉得十分适合在新航的航班上播出，并有兴趣看看其他作品。经过一番讨论，最后有7部被相中，从本月1日起至11月30日在新航舱内娱乐系统播放，成为他事业上的转捩点。苦学华文两年王家靖的其中一个纪录片系列，记录他花两年苦学华文。他透露这些年在拍摄纪录片时，让他坚定要把华文学好的决心，并在30岁报考“O水准”作为鉴定水准的指标。

5月前

狮城二三事

焦点

【我们的电影节／01】“吶喊”Why Freedom?自由电影节不自由了？

“自由电影节”在本地算是“历史悠久”的活动。如何走过20年？

5月前

焦点

星云

阿公的路/金睿瑜（峇六拜）

老家最近出现不少出土文物，埋藏多年的宝藏，终于等到识货的后人。公公婆婆的沙龙照重见天日，摸到照片的质感，我和表妹纷纷直呼：“很有那个年代的感觉！” 整理照片时，我意外找到了一张公公20岁的独照。那是一张黑白相片，肤色黝黑的公公身穿白衬衫，打了领带，露出洁白的牙齿，黑白两色相衬，保留了公公华印混血儿的韵味。相片堆里还夹杂了一张公公60岁的彩色独照。照片里的他仍着白衬衫领带，但是年轻的锐气早已褪去，换上一张和蔼老人的面谱，朝镜头浅浅一笑。咔嚓！我想公公亦不曾预料，这张相片竟然成为自己的遗照，高高地挂在老家的墙壁。我把青年版与老年版的公公独照并列，仿佛走过了他的来时路。过往与友人出行，其中一位友人偶尔悄悄地在背后调侃“走路不看路”的路人，“他以为这里是他阿公的路咩？”我总会被友人的幽默逗笑。一段时间，“阿公的路”不知不觉成为我的口头禅，讽刺的是，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公公究竟走过什么路？去年与家人到马六甲游玩，红屋对面的一座桥吸引了我的目光。桥头设有路牌，我踮脚一看，不得了，我居然站在阿公的路！这桥的命名者大概不知道“Tan Kim Seng”也是公公的马来文名。恍惚里，我投影桥身，把“Jambatan Tan Kim Seng”当成自家的桥，从人行道走下柏油路，直到骑脚踏车路过的旅客破口大喊：“小姐，这里是你阿公的路啊？”我如梦初醒，识相地走上人行道。公公在我未满3岁便心藏病发猝死。若按常理，我应该不会知道他的马来文名。年幼时，我是家里的小邮差。那时，我与婆婆、舅舅、阿姨与同住一屋檐，邮差把他们的信件投入邮箱，邮箱里掺杂了许多姓名。自从我学会分辨字母，家人便委任我按收信人姓名分类信件。某日，我收到了一封寄给“Tan Kim Seng”的信函。我猜想，邮差是不是送错人家。问了在厨房炒菜的妈妈，才知道收信人是公公。公公不在了，我要怎么把信交给他？舅舅和阿姨要我把分类好的信函放在电视柜，他们下班回家便到那里取信。作为称职的小邮差，我总要等到他们打开信封的那一刻，才能安下心来。于是，我把公公的信放在供奉祖先的牌位前，用装咖啡乌的不锈钢杯子摁压信函。如此一来，公公便能读到他的信，家人对我的行为感到哭笑不得。那次以后，我认识了公公的姓名。记忆里，我与公公互动的场景不多，不过，这些回忆却是影响我很深的事。公公不认同喂小孩吃饭的行为。他陪我吃饭时，总要为一两岁的我垫高几张塑料椅，拿了儿童餐具帮我把饭菜装盘，坚决训练我自己吃饭。若是吃相不好，或偏食，我都会被公公训话。有一次，我吃饭的时候，不小心把饭粒弄到地上，吃饱后准备从椅子跳下，脚板不小心沾到饭粒。公公见我立在原地不敢动，才知道我误踩食物。“小心今晚雷公打你！”这是公公对我说过最狠的一句话。长大后我才明白公公珍惜粮食，不愿后代浪费食物，所以恶言警告。但是，这对两岁的我不公平，我根本不知道脚下有饭粒，吓得我一整晚祈祷天公不要下雨。幻想像从前一起看动物纪录片其实，公公只有在饭桌前才是凶神恶煞的模样，平常的他对我相当温柔。晚饭后，我喜欢溜到他的房间，陪他看电视。我还记得公公喜欢看动物纪录片，我和他坐在床边，看动物追逐、捕杀、进食，母亲为我记得这帧画面感到深信不疑。也许我比较适合缅怀过去。闲来无事时，我坐在沙发上看动物纪录片，总会幻想公公坐在我的身边。纪录片播毕，公公准备睡觉。他让我下床帮他摁电视的开关按钮，电视啪的一声，我一溜烟跑出房间。后来，我从公公的病房跑进。我不知道那里是中央医院，不懂病房的规矩。躺在病床休养的公公眯眼看我绕着他奔跑。母亲说，当时很多人来看公公，但是，他非得盯住我看不可，只因我是当年家族最小的孙女。在医院奔跑的朦胧姿态，似真人秀节目没有架稳定器的追逐画面。我在晃动里看见公公微微坐起的身子，“小心啊！”动完手术的他以微弱的口气吐出3个字，可惜我当时候根本听不进去，不小心跌倒了。接下来的事情让我意识到，公公的路，原来是延续我的视线铺陈而来的。每个下午，公公让我在老家前院骑三轮脚车，自己在五脚基乘凉。一天当中，我最喜欢祖孙俩的放风时刻。我骑脚踏车围着前院转圈，公公径自咯咯笑。当今社会喜欢以“女儿傻瓜”形容异常疼爱女儿的父亲，我想公公如果能活到今天，肯定是不折不扣的“孙女傻瓜”。在他的守护之下，我几乎不曾跌伤或摔倒。然而，我却在公公过世的第一天，在同个地点骑脚踏车遭遇了人生第一场“车祸”。公公的丧礼为期5天，我第一天便拐伤了右脚。由于右脚浮肿，我穿不了鞋子。个性偏执的我不知为何坚持穿上左脚的鞋子，硬是以奇怪的姿势一上一下地走路，亦不肯光脚丫乖乖就范。这件事成为公公的丧礼趣闻。但凡与亲戚相逢，他们总会记得我是丧礼上“穿一边鞋”的小孩。 18年后婆婆去世在老家设灵，棺木的拜访位置与公公一模一样。我抱着两岁半的侄儿瞻仰婆婆遗容，他用手掌轻拍棺木的玻璃窗时，我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我和侄儿一样，试图叫醒不会起床的亡者。轻拍玻璃窗，对小孩而言或许是不舍的举动。公公和婆婆都没有回应，我放下怀里的侄儿，也该回到现实了。回家以后，我买了一本相册，把公公的模样收藏起来，仿佛这么做，我便能珍藏他行过的步履。我和公公的缘分浅薄，仅有3年之长；我们一起走的路很短，却永远定格了他的样子。

5月前

星云

编采手记

李淑仪／原是世间其中的粒子，如何冲击都可以

纪录短片《跳飞机》导演李慈恩在视讯镜头彼端，说着自己前些年不知该留台或返马的迷茫。拍片时，她问一位台湾外籍新娘，为何任由桌上的万年青漂浮在水杯里，而不把它种在土壤，阿姨告诉她，没关系的，种在哪里都好，根总会慢慢长出来……

6月前

编采手记

全国综合

马中建交50周年纪录片《喜结莲荔》明同步播出

2024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也是“中马友好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由广西广播电视局联合出品，广西广播电视台与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联合制播的60分钟（2集，每集30分钟）纪录片《喜结莲荔》，将于5月31日中马建交纪念日当天傍晚6时30分在广西广播电视台国际频道、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TV2频道同步播出。广西台卫星频道也于当晚9时20分播出。

7月前

全国综合

即时国际

蔡英文卸任纪录片广告谷歌拒上架

台湾总统蔡英文20日卸任，镜电视制作纪录片《变局下的台湾Taiwan in Transition》，回顾过去8年来蔡政府的执政。镜电视本欲申请519蔡卸任前夕在YouTube播放影片广告而遭拒，理由是认定为“选举广告”。

8月前

即时国际

选战视频

《他/她是古毛人》为何依恋家乡老镇？三代古毛人吐心声

雪州新古毛因补选而成为全国焦点。这座“花园城市”以好山、好水、好风景闻名，而历史悠久的小镇，老事迹和老故事更是数不胜数。但要了解新古毛的面貌变化，除了看历史，还得走入当地听听在地人的声音。这样的一片土地，为何让游子依依不舍？老古毛人又会否希望自己的子孙继续留在本地发展？而回流的年轻人，又看见了古镇的哪些生机？《百格》因此特地约访了三位不同年龄层的古毛人，包括77岁的新南昌茶室老板陈时川、出生于60年代的摄影师刘紫良，以及从国外深造后返乡发展的古毛人茶餐室创办人陈舒璇，透过他们的视角，了解三代人如何看待新古毛。

8月前

选战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