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元珠 | 職場改革

最近，“彈性上班”以及“4天工作制”大概是我國打工族熱烈討論的話題，打工仔如我是希望這些措施能夠儘快落成，當然了，這就與僱主的意願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因為僱主們考慮的是最大的經濟效益。

從“最低薪金調漲至1500令吉”開始，發現到新加坡其實並沒有法定的最低薪金，這讓很多人都大吃一驚，因為從我們的常識而言，為何新加坡沒有法定最低薪金，但薪水都比我國國內高呢？甚至，也有報道指出，在東南亞國家中，馬來西亞的勞動收入僅佔國內生產總值25％，被批很吝嗇。

由此可見，國內僱主與職員之間就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僱主要求職員拿出有素質的工作態度，再來談加薪；另一方面，職員卻認為，這麼丁點的薪水跟我談素質，先起薪再說吧。這就是雞與雞蛋的問題，而政府作為協調人，強制法定最低薪金，雖然對職員而說是好消息，但是對整體的工作環境並不健康，因為僱主有了最鐵的理由，可以依據政府的法令，只給最低薪金。

當然，法律只是一個最低限度的指南，大家可以說，一些有良心的僱主，依然會給超於最低標準的薪水。自然的，當“彈性上班”以及“4天工作制”被提出時，一大票的僱主都跳出來說，這不合時宜，因為我國的員工並沒有成熟到可以進行彈性上班。

在國外以及很多的跨國公司，彈性上班已經是一個常態，因為世界趨向地球村化，公司業務跨國跨時區，所以總公司若在美國，而你本人在亞洲，或許你上班的時間是日夜顛倒的。一些在鄰國的外國企業，多年前也就已經實行了彈性上班時間，幾點上班都無所謂，只要自己交代今天要完成的工作，然後把手上工作完成即可。

說我國的打工仔不成熟，我並不認同，因為打工仔是一個群體，如果公司能夠規劃一個工作框架給職員，我想打工仔是願意跟隨的，畢竟為了飯碗呀。

在疫情肆虐的這兩年多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放棄了傳統的工作環境，選擇以自由式的方式工作，或寧願當起沒有工作時間限制的送餐員，從一些報道來看，年輕人給出的其中最大的理由，莫非就是“彈性上班”的理由，工作時間由自己控制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