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城 | 郑和遗产

2004年是马六甲发现郑和的重要一年，因为陈达生博士在马六甲郑和文化馆现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诸多文物，除了为郑和官厂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这一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郑和下西洋的了解，更为研究东南亚与中国古代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004年，陈达生博士在郑和文化馆遗址内发现了五口古井。这些古井都是用大块风化花岗岩石砌成，只有在郑和时代及葡萄牙统治初期才使用这种建筑材料。其中一口井称为“将军井”，其结构十分独特。一般的井口大而井底小，但这口井则相反，井底大而井口特别小，并且井栏两边还有两个小孔。这种井的设计在中国古代也有类似例子，井栏上的小孔是用来锁上井盖，以防止投井自杀或下毒的。这一发现表明郑和船队在马六甲掘井时，可能引入了中国的井冠设计。这些井的发现不仅展示了郑和船队的生活设施，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郑和船队生活细节的珍贵资料。

同一年，陈达生博士在将军井中挖出了三个“永乐通宝”以及一些明代瓷片和一个注明“大明年制”的铜香炉。第二年，陈达生博士继续在郑和文化馆现址挖掘时，又发现了大量明代瓷片及大量的海产如蚝的外壳，这些瓷片可能是仓库中破碎的瓷片，而蚌壳及蚝壳则显示了郑和船员的饮食习惯。陈达生博士表示，当年许多建筑商在官厂附近进行挖掘时，经常会发现明代的宝藏和古董，例如钱币、陶瓷器和铜银器等。尤其在2004年筑河堤时，甚至挖掘出数千枚明代钱币，进一步证明了这里是郑和码头所在地。这些钱币和瓷片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郑和船队在马六甲的活动证据，还展示了当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鸡场街8号的和记鸡饭店在2004年翻新装修时，意外在地底下挖掘出一个郑和瓮。这种大瓮在东南亚郑和到过的地方均有发现，被称为“三保瓮”。陈达生博士表示，在沙捞越的森林中，土人唯一的传家之宝就是这种中国古代的大瓮和小瓮。在爪哇岛北岸的许多明代古庙中，这种瓮至今仍被用来储存圣水。这些瓮的发掘为研究郑和船队在东南亚的活动提供了有力证据。瓮的发现说明郑和船队在马六甲的活动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郑和下西洋的重要窗口。

陈达生博士透露，郑和官厂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今日的陈祯禄街在15世纪时是海边，沿陈祯禄街向海的地段地契都呈齿形，显然曾经是海边。此外，郑和的货仓必须是在河口，船只可到之处，因此有人认为官厂在三公里外的三宝山上是不合理的。官厂应该在河的北方，靠近马六甲河，这样更符合《武备志》的记载。这样的地形和位置选择，显示了郑和船队在选择驻地时的战略考量，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了解郑和船队驻地的地理证据。

她说，郑和船队由两百多只大小不一的船和两万八千多人员组成，每次来到马六甲时，货物不少于一百万吨。如果有一半人员上岸整理货物，则需要为一万四千人提供住处。而根据马欢的记载，官厂有二道城墙，四边设钟鼓楼，有保安人员及巡警等看守，因此官厂不可能只有数间货仓。他推测，官厂至少有一百多栋货仓，再加上道路和空地，总面积应在五万平方公尺以上，相当于包括了今日马六甲古城区的范围。

20年前，马六甲郑和文化馆迎来了它的重要一年。在那一年，陈达生博士开始了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工作，奠定了今天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基础。这些考古工作不仅揭示了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历史，更是连接了马六甲与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纽带。通过不断的发掘和研究，马六甲郑和文化馆成为了展示这一伟大航海壮举和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希望在未来，陈达生博士可以为我们发掘更多的郑和遗产，继续丰富和完善这一重要的历史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