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振城 | “宝船”的历史真相

关于郑和“宝船”的真实面貌，长期以来学术界与公众之间存在诸多误解。中国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赵志刚教授表示，要厘清“宝船”的本质，必须从历史文献、考古遗址与文化语境等多方面展开系统考察。

首先，“宝船”一词并非始见于郑和时代。在佛教语境中，它象征渡人出苦海的灵船；而自宋代起，装载瓷器、丝绸等贵重货物出海的大船，也常被称为“宝船”。这一用法延续至明清两代。如明代出使琉球的柴山在其碑文中记载：“特敕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宝船。”至清代，徐葆光出使琉球，其船仍被当地人称为“宝船”。

地名亦是宝船文化流传的实证之一。天津“宝船口”正是因永乐年间平江伯陈瑄巡视所泊大船而得名。《新修长芦盐法志》中记载：“宝船口，在天津城东南五里……泊巨舟于此。”至今地名未改，成为明代海外贸易与造船文化的活化石。

随着时代推演，公众逐渐将“宝船”一词与郑和船队中最大型船只画上等号。然而，《瀛涯胜览》等明代古籍中，“宝船”多为泛指，既包括郑和船队的旗舰，也包括其他出使或海贸船只。并非专指一种巨型战舰。

围绕“宝船”最大尺寸的争议，则更为复杂。据马欢《瀛涯胜览》钞本、谈迁《国榷》和《明史》记载，宝船可达“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换算为长约137米、宽达56米。如果确凿无误，这将使宝船跻身世界最大木船之列。但这一数据并未出现在《瀛涯胜览》的最早版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明史研究室主任万明教授指出，《瀛涯胜览》中关于尺寸的记载，很可能是后人增补。其一，文本中“监丞”排位居于“少监”之上，违反明代官制；其二，文中出现《大明一统志》的注释，而该书成于天顺年间，晚于马欢原作时间。可见，大宝船的尺寸并非马欢原笔，而是后人加工。

为何后人要“润饰”宝船？学界普遍认为，与明中后期国家衰弱、倭寇横行、海禁严厉有关。嘉靖年间，社会普遍怀念永乐时期的国威盛世，赋予郑和宝船更强烈的民族象征。鲁迅与向达皆曾指出，罗懋登撰写《西洋记》，正是“倭患甚殷、当局柔弱”背景下，以文学方式寄托对强盛国家形象的渴望。